多少曾经响当当的人物，淹没在浩瀚的历史尘埃中，没了踪影。功名利禄酒一壶，帝王将相一抔土。卢福坦，我党元老，在1931年当选为政治局常委。可就是这么一号人物，却是十足的软骨头。1933年被敌人逮捕后，迅速叛变，泄露大量机密，致使我党损失惨重，之后更在敌特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卢福坦因没了价值，惨遭抛弃，无法前往台湾，新政府的公安机关将其逮捕归案，关押起来，并于1969年11月被处决。为什么早不处决，晚不处决，偏偏在1969年被处决掉呢？这跟康生有着莫大的直接关系。秘密处决令，正是康生下的。彼时，康生已同当年的卢福坦一样，都是位居常委的大人物。

卢福坦出生于1890年的山东泰安，早年是山东淄川县一公司的劳动工人。1926年，经我党在山东的负责人之一王尽美的介绍下，正式入党。卢福坦历任青岛市委书记、山东省委书记、河北省委书记、河南省委书记、全国总工会负责人、中组部部长等要职。在山东工作期间，卢福坦领导过著名的“山东暴动”。

1928年，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使下，党内大量任用和提拔工人出身的干部，进入领导岗位。卢福坦、向忠发（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）等进入政治局，前者是候补委员（很快成为正式委员），后者是常务委员会主席。1931年9月，因向忠发被捕叛变，政治局急需改选；卢福坦毛遂自荐，请求出任政治局总负责人。

卢福坦的这一愿望落空了，但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，还是被指定为政治局常委。卢福坦的才干是有的，但其党性和意志力实在薄弱，远不及蔡和森与瞿秋白。1932年12月，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，随即被移交到上海市警察局。能抓到这条大鱼，可把敌人高兴坏了。而且，这条大鱼的嘴巴一点都不硬。

根据上海警察局的资料显示，卢福坦的叛变极为迅速，比他的上级、前任向忠发还快；卢福坦的工人阶级出身，被斯大林视作铁一般的意志的保证；奈何，斯大林看走眼了，卢福坦没成为烈士，反而成为中统调查统计室的候补特务。在中统系统的工作期间，卢福坦一直没受到重用，只做到过一个地区的小股长。

在叛变期间，卢福坦交代出了一位同是我党要员的情况：康生在1930年，被捕叛变。对于历史上康生有没有变节，这是一个难以破解之谜，因为只有另一叛徒用嘴巴说，没有铁证般的资料——部分遗失，部分在台湾。卢福坦提过一嘴，陈赓也知道这件事，但没跟任何人提起过，直到建国初期因为“高饶”一事，才顺便提起过一句。

不管怎么说，康生被捕叛变的嫌疑是巨大的。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，之后一直被异地秘密关押。1968年，对岸的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，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。康生从红卫兵那知道此事（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卢福坦曝出过此事）后，既惶恐又恼火。

1969年11月，康生亲笔签名、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，从北京来到上海。这份处决令的对象，正是卢福坦。彼时，他已79岁高龄，被关押了近30年。上海公安局对这项命令感到疑惑不解，毕竟卢福坦年纪那么大了，体弱不堪，能惹出什么麻烦？最后，上海方面选了一个折中的法子：灌醉卢福坦，再将其枪决。

而这份处决令，为何会有康生、谢富治这两位在“文革”中红极一时的顶尖人物的参与呢？有康生是能够理解的，毕竟他直接参与其中，那为什么又还要谢富治的批准呢？

大概是因为，卢福坦一事，谢富治一开始就没处理好（中央收到相关简报），东窗事发后被康生指责，于是选用了这种方法共担责任，弥补一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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